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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天主教在中国为何停滞不前(下)

2017年5月,一名天主教神父发给天主教信徒圣餐,这些信徒到洞儿沟外的山顶上造访七苦圣母。

Sim Chi Yin/VII/Redux

2017年5月,一名天主教神父发给天主教信徒圣餐,这些信徒到洞儿沟外的山顶上造访七苦圣母。

点击阅读:《天主教在中国为何停滞不前 (上)》。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America)杂志,纽约时报中文网获得翻译授权。文章经过编辑。

  • 查看大图 一座位于洞儿沟的天主教堂外的雕像。

    Ian Johnson

    一座位于洞儿沟的天主教堂外的雕像。

  • 查看大图 2017年5月,洞儿沟,段玉强和贾小茹这对天主教新人在婚礼仪式上向父母及耶稣肖像鞠躬。

    Ian Johnson

    2017年5月,洞儿沟,段玉强和贾小茹这对天主教新人在婚礼仪式上向父母及耶稣肖像鞠躬。

繁荣的双刃剑

一方面,洞儿沟这座教堂的名字——七苦山圣母堂,指的是圣母玛利亚和她作为耶稣母亲所经历的七次审判。但它跟一个发生在当地的故事也有关。1912年,一名方济会修士被要求离开洞儿沟,他想带走一尊1901年被带到该教区的卢尔德圣母像。村民们相信这尊塑像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不让他带走,于是他怒气冲冲地离去,冲着村子挥舞着一只鞋(咒骂之意——译注),骂他们是犹太人。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里传教士的诅咒及其他故事》(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这本书不厚,却很有力量。根据那个故事,洞儿沟连续七年歉收,村民后来在山顶修建了圣母堂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打那之后,洞儿沟就成为了一处朝圣地,特别是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命运不济的人来说。我在那里碰到了来自甘肃的朝圣者赵妙玲(音),她和另外40名朝圣者一起搭乘夜行巴士来参拜。这群人爬山过程中,不忘在苦路十四处祈祷,山路的每个转弯之处他们都会停下来,用方言念诵圣歌。

52岁的赵女士与许多同龄的中国女性一样,也在失业中。她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后来被要求提前退休。因为想知道人生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于是信了佛教,后来又改信天主教。

“我们按照圣母的心所示而来,”她告诉我。“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许多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受过很多挫折。我们没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上帝。我们希望求了之后,会灵验。”

在山顶教堂的弥撒后,我跟赵女士在平坦的山顶四处走动,她告诉我自己为什么会皈依天主教。“社会不只是缺乏信仰,而是完全就没有信仰,”赵女士说道,不过她又补充,“我所有的朋友都对宗教感兴趣。”她表示,大多数人都信佛,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在文化上也更熟悉。就她自己来说,之所以信天主教是因为她的婆婆是天主教徒。“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种宗教,”她说。“但我因为婚姻结缘,通过家庭我了解了它。”

这并非什么奇特的故事,事实上,可能大多数天主教徒的皈依都是这样的。与新教教会相比,天主教会在大学成立的圣经研究小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也很少在圣诞节这样的节日邀请好奇的陌生人去他们的教会,作为世俗节日的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教会里有些人对缺乏传教感到惋惜。一位经常在洞儿沟工作的司铎说,天主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最强的。当时它受到攻击,人们于是团结起来。像洞儿沟这样的村子,往往全村都是天主教徒。由于居民不允许离开他们的村庄,本地关系和信仰都得以加深,虽然无法公开崇拜。

在这些限制取消后,天主教开始从冬眠中苏醒。教堂得到重建,神学院有了年轻人的加入,迫害中幸存的传教者热情地传播《圣经》。

然后是繁荣时期的到来。人们背井离乡进城工作。很少有人像山脚开餐馆的刘女士这样,回到老家重拾信仰。

“村里的生活和一切相关的事情都开始显得落后了,”上面提到的那位司铎告诉我。“天主教似乎成了人们所抛弃的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梵蒂冈寻求缓和关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怀疑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在下降。香港圣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er)的林瑞琪是关于中国的天主教会目前最受尊敬的观察人士之一,他广泛挖掘公共数据,并与地下教会人士进行访谈。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数量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1200万,经过几年的停滞,现在呈下降趋势。

在去年春天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林博士估计,中国的天主教群体每年需要21万次洗礼才能弥补自然的损失,但实际上,洗礼的人数不超过3.5万。他认为,中国目前天主教总数约为1050万。

这也反映在公开教会和地下教会圣召的数量上。根据林博士的估计,从1996年到2014年,男性圣召从2300人下降到1260人,而女性圣召则从2500人下降到156人。他还写道,圣职授予仪式从2000年的134次降至2014年的78次。

许多中国的天主教徒都希望与梵蒂冈恢复关系能带来更好的时代。从去年开始,大家都知道双方的谈判已经恢复,一些观察人士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决议。但梵蒂冈与中国大陆举行谈判的地点——香港教区的主教杨鸣章在接受天主教通讯社(Catholic News Agency)采访时,措辞谨慎。今年8月1日接替汤汉枢机的杨主教说,“健康现实主义一方面确实需要警惕妄盼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另一方面要警惕仓促关闭对另一方举行进一步对话的大门。”

双方谈判的一个关键分歧是如何选拔主教候选人,这个问题导致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甚至将他们逐出教会。据知情人士透露,一项可能的协议是,北京当局负责挑选候选人,梵蒂冈拥有否决权。显然,这仍未解决如何处理不被对方认可的主教。此外,北京方面也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号,例如在温州拘捕了一名主教。

总体上说,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对任何形式的独立协会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非政府机构被关闭或被迫登记。去年,中共举行了一次罕见的宗教会议,呼吁中国所有宗教信仰“中国化”——这意味着宗教必须由国家控制。(杨主教在接受天主教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似乎担心天主教领袖的“爱国心”不够。)

至少,在今年10月举行的五年一度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谈判似乎暂停了。

即使双方达成了协议,一些人还是不确定它是否真能帮到天主教会。他们怀疑北京把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当作对天主教加强控制的方式,而不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获得更多的回旋余地或与罗马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途径。洞儿沟的那位司铎说,天主教徒应该少花点时间来担心高层的谈判,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传福音和对信仰的投入上。“大家都有信仰的,都有追求,都有渴望,”他说。“如果基督教能回应他的这种渴望,他可能就成为基督徒。如果佛教能回应他的这种渴望,他就成为佛教徒。我们需要传教。”

在城里坚持信仰

有一天在洞儿沟,我偶然碰到了一场婚礼。新人是29岁的段玉强和贾小茹,两人去年经媒人介绍认识。段是一个当地小伙,是开卡车跑长途的司机,他祖上往前推六代都信天主教。他的新娘来自邻近的姚村,也是天主教徒。他们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对方得是天主教徒。“我不可能跟别的人组成家庭,”身材苗条,身穿红色丝绸旗袍的贾小茹微笑着说,而她的新婚丈夫站在一旁,点着头。“我觉得我只能真正理解跟我有一样信仰的人。”

他们的婚礼很低调。几个月前,小俩口已经领了证,今天只是在双方的父母面前鞠躬行礼,他们轮流坐在巨大的红木椅子上,接受这对年轻夫妇的敬意。这是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拜双方父母,由于这对夫妇都是天主教教徒,所以在椅子之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张巨大的耶稣像。

整个结婚仪式有力、感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一种回归。与他的许多朋友一样,段先生是为了婚礼才回到村里的,平时他和大多数朋友并不住在这里。确实,洞儿沟参加早晚弥撒的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在礼拜天,教堂也基本上是老人,因为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走光了。

在大城市里,信仰很难坚持,要传播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杜晓东(音)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25岁的他两年前来到北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技术支持工作。他来自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庄,在新的城市里,他努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感觉很迷茫,”他说。“我不知道该拿我的信仰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与景安琪(音)结婚后,情况有了变化;这个活泼的27岁年轻人来自邻村,也搬到了北京。现在,两人一起去做弥撒,而且正等着孩子的降生。但即使如此,与天主教的接触也没有老家的密切。“我们在邯郸的时候,有十几个(天主教徒)在周末总是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想法,”景安琪说。“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么做,但频率是两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

两人都说,他们想多传福音,但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更希望重行轻言。景安琪说,在她老家,当地的天主教徒为中风瘫痪的人做足底按摩。她说,这个做法引得30人受洗,但她怀疑这种做法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是否有效。“我们的确感到,在扩张方面,我们不像新教徒那样雄心勃勃、胆子大,”她说道。“他们可以更自信地讲道。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用行动来影响人,而不是用说的。”

我们全家人的朋友

在洞儿沟的大多数早上,我都是和42岁的圣言会邢教友一起爬山。我们经过刚刚翻新过的十四苦路,停下祈祷,一路几乎看不见其他人,太阳从远处的群山升起,前路亮堂起来。

在朝圣者远未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登顶,俯视着太行山两个支脉形成的这个灰扑扑的盆地。在我们北边30公里处,也就是盆地中间,有一块烟雾弥漫的地方,那里是省会太原,中国最大的教区之一。我们走到山顶有着弯曲的屋檐和圆柱的中式教堂,祈祷,然后下山吃早饭。

修道会在中国遭禁,因此邢先生在教会中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有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被转到另一个教区去了。但他因为受伤不良于行,所以留了下来。15年前,邢教友掉进山沟,差点丢命。他现在走路拖着右腿,说话困难——说话缓慢,倒不是因为脑子跟不上,而是反应时间长。这让人很容易以为他无话可说,其实,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洞儿沟和它存在的所有问题。

我逐渐认识到,在洞儿沟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是维系社会信仰的细胞结构的一部分。我认为,他就是教会隐而不发之力的一个例子:在他自我贬抑的话语中,隐藏着深切、顽固和持久的品质。“我想你可以称我为一种顾问,”他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训练。有时,我只是坐在那些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哭。”

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一样,在洞儿沟让人掉眼泪的缘由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生下有严重残疾的孩子。这样的事件就发生在武金文和秦福兰的身上,他们是第七代天主教徒。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我在他们家的客厅见到了他们。沙发旁边,骄傲地展示着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使徒祝福书,这是一个朋友今年早些时候从罗马带回来的纪念品。“我们去罗马?”武金文说。“这是一个梦想,但我负担不起。”

现年61岁的武金文刚退休,之前是附近一所高中的校长。他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脖子粗壮,手臂宽大。当被问到他的运动项目时,他回答:“摔跤。”“大家让我加入共产党,”武金文说。“如果你要想继续有所发展,入党很重要,但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是无神论者才能入党。但没关系。我拒绝了。”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就静静地站在房间后面。她不认字,讲话也讲不清,大多数人都能把她给吓着。多年来,这对夫妇为她的命运感到绝望:如果她嫁不出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在他们死了后,女儿怎么办?他们的儿子们已经离开了洞儿沟,到城里工作去了。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女人将独自生活。

在多次的探视中,邢教友与他们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烦恼。他们一起读《圣经》。他在小教堂里为他们祈祷。慢慢地,他们开始相信,上帝会找到办法为他们的女儿养老。“他(邢教友)是个好人,”武金文说。“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朋友。他总是在那里。可以信赖。”

行他的路

一天早上,我起晚了。天已经破晓了,邢教友已经动身去山上了。我在山的另一侧才赶上了他,这条路是用炸药在石坡和沟壑生生开辟出来的一条简陋山路。路两旁是巨大的岩石。即使穿着登山靴,下山时我得小心地选择下脚的方向,小心避开锯齿状的边缘。然后我就来看到了他。

我想我赶上邢兄弟是因为他腿不方便,直到我注意到他的脚:没穿鞋,都是血。他看到了我的目光后笑出了声。“我不是每天这样。只是某些天。一年几次。为了记住。”

记住什么?我问。他说,几年前他有过一个幻觉。“我看见了耶稣,他背着十字架。然后我注意到他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没穿鞋。当然,我以前就知道这点。但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它,想到了他是如何背着十字架的。我想:他不是一个人背的。一路上都有人停下来帮他。”

“我无法将我正在做的事和那做比较,但光脚走路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担当那个角色,走在他的路上。”我伸出手臂,但他微笑着转过身去。“如果我接受了帮助,牺牲就不值得了。就没有意义了。”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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