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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海外华人札记

自耶鲁回香港:走向2047年,何处是我家?

Sonia Ruiz/Courtesy of China Hands

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我回香港没有一次停留超过三周。我的卧房一直定格在我10岁那年的样子,白板上仍留着我申请大学时未完成的清单。即使从麻州寄宿学校毕业后的四年里,也没有人将白板上的字迹抹去。再过不久,我就会在美国从大学毕业。就连美国也会开始觉得小到容不下我,我会再被吐回广漠的世界里。但是天涯愈接近,我就愈希望自己不会被送回老家,至少不要将我打回原来的那个我。

离开家乡时,我还是个腼腆憨憨的香港中学生,戴着靛蓝色的凯蒂猫(Hello Kitty)眼镜,行李装着一叠购自佐丹努(Giordano)的男款工作裤。第一次在宣传册上看到照片,我就决定要去美国念寄宿学校。照片里尽是绿意盎然的方院、绿油油的草坪、户户有后院,这样的景致我只在电影里看过。不过来到这里,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着不对(也买不起那个圈子里看得上的装束),也没看过陪伴同学们成长的那些卡通片,更不会那个圈子会的(或是任何的)团体运动项目。就连我会的语言似乎也是错的,于是我只好重新学习一门新语言。到要离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已开始戴上了隐形眼镜,把我的棉袄改成时髦的配件,还开始学习法文。选择它是因为那是学校提供的外语课程中,我妈妈不会的两门语言之一。妈妈打赌我肯定不会学新的语言,我就偏要学。

  • 查看大图 1997年,孩提时代的作者与母亲。

    Courtesy of Stefani Kuo

    1997年,孩提时代的作者与母亲。

  • 查看大图 2016年,作者与母亲于台湾南投的合欢东峰。

    Courtesy of Stefani Kuo

    2016年,作者与母亲于台湾南投的合欢东峰。

  • 查看大图 本文作者郭佳怡,摄于2015年。

    Courtesy of Stefani Kuo

    本文作者郭佳怡,摄于2015年。

  • 查看大图 2016年暑假, 作者于摩根史丹利的办公楼参加妇女商业联盟办的小组专题讨论。图为作者与曾在该公司工作过的母亲(左)。

    Courtesy of Stefani Kuo

    2016年暑假, 作者于摩根史丹利的办公楼参加妇女商业联盟办的小组专题讨论。图为作者与曾在该公司工作过的母亲(左)。

我的母亲曾经留学西班牙,因此早在上大学前,我就已决定将来也要出国念书。在耶鲁念大三那年,我刚从法国当了一学期的交换生回来,就决定修比较文学教授彼得‧柯尔(Peter Cole)开的翻译课。当时我决意把法文当成“母语”,也急切的想要抓住我所认定的“新的根”(new roots)。

“对于选择不熟悉的文本,我会谨慎三思,”柯尔教授向我解释道。“翻译这件事是这样,你愈深入文本,恐怕也会愈感挫折,因此你不要选择之后可能会让你后悔的材料。”

我本来想找找看,有没有跟我背景相似的华裔法国女作家,不过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关系可以动用,去找到这样的女作家,毕竟我也是最近才决定要当法国人的。

“其实台湾有个作家……我母亲也是来自那里,”我勉为其难的告诉柯尔教授。“她的名字叫三毛,写了很多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故事,不过是用中文写的。”

教授的眼睛顿时一亮,被理想化的法国作家在我心中也瞬时消失了。他往后坐了坐,说:“再说详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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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六年级的国文课上读到三毛自传性的书写《撒哈拉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经历跟我妈妈相似的女性作家。我的母亲会说五种语言,她在台湾长大,之后又住过六个国家,跟三毛很像。三毛会说五种语言,住过四个国家,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旅行。三毛的故事使读者身历其境感受她的所见所闻。三毛本名陈懋平,笔名源自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漫画人物。她想要描绘一个平凡人眼中的世界。她既一意孤行又按捺不住。漂流不定的三毛始终无法把心留给一个固定的地方,她从台湾搬到了西班牙,从德国到撒哈拉沙漠。如今她被禁锢在这笔名里,以及用笔名发表的流浪故事里。

在香港读小学时,不管到哪,我都在读三毛的故事。在家读,上课时放桌下读,午餐时间也读,甚至连放学走路回家的路上都在读。我把所有的故事读了两遍,一遍用广东话大声念出来,第二遍则是和妈妈用普通话读。我和朋友都梦想着能像三毛似地穿越大漠、嫁给外国男子并用全新的语言与另一半亲密交谈。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书逾期了,我就自己去买本新的来读。

但是在柯尔教授的课当中,当我把三毛的文章翻译到一半,就卡住了。有个中文的说法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翻译:“希望哪一位副刊的主编先生能慧眼识英雄(小猫也),提拔一下,让你乐一乐。”无人可求救,最后虽不情愿却也只好请出我的“口袋字典”(pocket dictionary)——妈妈帮忙。

“你把中文都忘光光了吗?”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实在太大声了,我把手机的音量调低。

“我想再确认一下嘛,”我咕哝着说。我认得汉字的字型、笔画,却忘了怎么发音。我试着向她描述所看到的文字,将文字拆解成我会念的部首。妈妈很有耐心地帮我把文字和记忆的部件一一摆好归位。当时我想到,要是未来我的孩子也要我帮他们认字,我能讲好妈妈的语言,好到可以称之为我的母语吗?

过几天我到了柯尔教授的办公室请求帮忙。他慢慢读着我的翻译稿。“这句:‘希望哪个主编先生能(像猫一样)看见我们在你写作里看到的东西(You hoped some literary editor would see (like a cat) what we saw in your writing)。’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突然有点难为情,我试着要捕捉三毛的笔调,但不太顺利。我翻译的那部分是三毛妈妈写给三毛的一封信,我也不太确定那到底是谁的语调。本以为,面对不太了解的成语,我可以模糊带过。

“听起来不顺,要不我把那句删了?”我问。

为了文本也为了译者,教授坚持要厘清意思而不是省略文字。与其将变动句序视为不忠于原文,我学会了掌握与保留三毛作品的精髓。我从猫的联想开始。教授接连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在英文里有哪些词汇是描述猫的动作?猫咪看到想要的东西时会怎么反应?这个意象是必要的吗?如果是,我们是否能将之放在句子里更有助理解的位置?在我们逐一讨论过初稿那一小时里,重新想出了一句我也能理解的英文译文:“You hoped some literary editor would pounce (like a cat) on your work.”。

翻译就是从甲地走到乙地的行程。我试着将不甚理解的文字传送到另一种我比较熟悉的语言里,期盼原文的意思能透过新的语言顺利传达出来,但翻译是个旅程,而旅程总是需要时间。从耶鲁大学一路飞回香港、到达家里需要28个小时。当我离家去寄宿学校念书时,父母送我去美国。但每次回香港,我都会把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某部分自己(self)留在美国,把在美国生活的那个崭新的我带回老家。渐渐我开始忘记某些汉字该怎么写,渐渐每天写的日记也都变成英文。开始念大学时,我都说自己是来自麻州的寄宿学校,而不是香港。我不再确定我到底比较喜欢哪个自己,或两个自己之中有没有一个感觉上是完整的。

“本身是双语人士的译者最辛苦,”柯尔教授在某堂课上这么说。母语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理解字面上的意思,还包括理解字义背后的意涵。我发现自己在跟人解释中国文化时,有时会说“就是这样啊”,被问及某些成语或说法的历史渊源时,面对未曾认真剖析的幽微之处,实在难以解释。好比对华人来说:在玄关脱鞋的重要、喝冰水的禁忌、家庭和谐等概念,经过翻译在另一个语言里总显得突兀,有所欠缺。这些深层的文化幽微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渗入我对华语的理解。每当听到有人说中文时,身体也会有感觉;从远处飘来一家人的交谈声,再怎么小声(虽然中国人谈话鲜少轻声细语),走在路上都会让我忍不住竖起耳朵聆听。即便到现在,我仍不知该如何跟我的美国朋友解释,我妈会说我又胖又懒,或是嘲笑我的理想抱负“没路用”、不切实际,其实都是出于对我的爱。

在分析三毛的文本的过程中,我试着寻找可以解释自己成长过程的答案。我开始把三毛的文字从中文译成英文,是因为她让我觉得熟悉,翻译的工作更有意义。在翻译她的书的那几个月里,我发现自己寻觅的竟是我从小学六年级后就遗落的家。我凝视着12岁时的自己,思忖着,要是我有好好守住那时的自己,如今又会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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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次,三毛的数学老师在她成绩落后时,问她的志向,她对老师说,自己唯一的梦想就是嫁给画家,还一定要是毕卡索。她曾与一位年长的德国绅士订婚,男方却在婚礼前骤然过世,事后她便远走西班牙,最后嫁给了名叫荷西(José)的西班牙人。荷西为了三毛的心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理想,成全她成为第一个越过撒哈拉沙漠的华人女性。爱,一直是三毛旅行和书写的动力。

同样,妈妈一直教导我,要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她20岁时开始在投资银行工作,选这份工作为的是能替我外婆在台北买间公寓。在她工作头几年,她跑遍亚洲,在日本、香港、台湾都住过一段时间,最后她选择在香港落脚,和我爸爸结婚。

但是我妈妈一直都很清楚她自己是谁,也从来没有质疑过她的文化背景或者家乡在哪里。她的童年里,有几个永远都不曾离开的人物。从小,她每天去上学的路上都会遇见一样的人:屠夫的儿子、卖贡丸和小笼包的人家,以及父母不在时曾临时照看她(还打过她)的青少年。经过八年的努力,今年她终于完成了尝试解析台湾对中国在经贸与政治上的困境与选择的著作。这些年来,她返台无数次,那些不变的人、事,依旧一直在原地等她。母亲说,这本花了她八年才写成的书,就像是指引她回家之路的足迹。

最近一次回到香港是在去年暑假,我搭乘迷你巴士去市中心结果竟迷路。我找不到我熟悉的银行。整座城市好像突然(也许是慢慢)都被韩国的太阳眼镜店和彩妆快闪店给占据。我以前常去买芒果干和酸梅的店家早已歇业,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餐厅,里面坐满了宝可梦Go玩家和喜欢上传咖啡照片到Instagram上的少男少女。我看医生的预约是少数不变的事物,每个预约都提醒我又过了一个学年。每一年,诊所里都会招募新的护士,一旦知道我住在美国后,就只用英文和我交谈。

每当看到亲朋好友,我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毕业后打算去哪里?想在哪里工作?想做什么?每一次我都要为不留在香港的理由辩白,“香港没有艺术产业啊”,我总是这样解释。有年暑假,我想在香港的剧院打工,结果还是被分配到剧院的财务部。

在美国的时候有人问起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免不了都会提到空气污染、人口过于密集、热浪,当然还少不了过度饱和的金融业。在我香港朋友中流传这么一个笑话:2047年当中国把香港吞回大陆,解决办法很简单:赶快跑。看着从小长大的城市把字体从繁体换成简体,路上说普通话的人比说广东话的人多,中国的政治日渐逼近,实在令人难过。在世界地图上,香港只不过是中国和台湾附近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黑点。要在一个不断被列强掐拧、拉扯、连根拔起和改变的地方把根留住着实不易。我发现,能让我爱恋故乡的理由实在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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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参加妇女商业联盟办的小组专题讨论,地点在摩根史丹利的办公楼,是母亲工作过的公司。我是在场唯一不是在投资银行上班的听众。整场访谈都用英文进行,我的母亲坐在台上,身旁的主持人问她的,都是些我从没想过在餐桌上会问她的问题。我坐在第一排,座位上挂着“预留席”的牌子,身旁坐着一名戴着袖扣、貌似重要人物的男士。

讨论会进入尾声之际,主持人问我的母亲:“在这个产业里您是旅行阅历相当丰富的女性,去过那么多地方,您认为哪里才是家呢?”“说来有趣,我好像不管到哪里都能生活得很好,”母亲笑着说。“我不挑食,也喜欢认识新朋友。我的适应力强,这点是这一行必备的特质。不过,我想,我爱的人在哪,那里就是我的家。我在台湾长大,但我已在香港住了23年,香港是我和女儿们一起住的地方,我在这里投票,我聆听民政事务专员的报告和建议,我抗议,我完全把香港当做我的家。”

我看着自己的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把她看作令我羡慕嫉妒的偶像,我不禁举手提问。“喔,Stefani,”她看我举手有些惊讶。

“嗯,我有点不知该怎么说,但你知道什么是‘第三文化小孩’吗?”我眯着眼迟疑地望着她。

在场的人都笑了。“我知道,”她接着说,”我也曾认为自己是那样的小孩。”

2047年,一国两制可能要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也许会失去自治权,不再是个特别行政区。“我认为这一代已没人认得香港了,”我继续发言,“店家、餐厅、文化的汰换率实在太高,我觉得自己在离开香港时才比较像个香港人。难道您不觉得大家会在2047年政权移转前先离开?届时留在香港的事物是否会反映出香港真实的文化呢?”

我的妈妈笑了,她说我以及在场所有的听众都真年轻。她表示,身份认同其实是策划的东西,人生到了某个阶段,我们就会回头认真寻找自己的根,不管我们如何定义什么是根。在妈妈住在香港的23年里,她的广东话变得更流利,每一场特别行政区选举和地方区议会选举,她都会去投票,大至选出香港立法会,小至决定小区路口是否要放置新的“停车”标志。小时候她会把我背在肩上,带我去抗议现场,尽管我现在离开香港了,她依旧会去参加。就像我在美国从没停止找寻归属感,她也从不特别去多想自己究竟是何时开始把香港当成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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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文章原本是为了记录作为一个双语翻译者的试验。但我没有预料到自己除了文学境界不够,还会面对文化翻译的困难。在英语版出版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几位中文读者的反馈,他们认为前文提到的“小猫”更可能是三毛母亲对她的昵称:她母亲也许是希望三毛的编辑能看到她这只“小猫”身上的才华吧。

在阅读这些反馈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很难把我的误读与我对中文及其相关文化不了解的感觉分开。作为一个说广东话的香港人,我只好质疑我对普通话的理解能力。难道我在潜意识中已经在抵抗香港返回中国的命运了吗?

去年暑假,当我收到科尔教授寄给我改好的翻译作业的时候,我人在法国,作业上圈出了用词错误以及读起来奇怪的句子。但是在第26页的页尾,有一段蓝色的加框文字,科尔教授写道:“翻得最好的地方,结果还不错。我觉得这次修改的经验以及课堂上所学,都会为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带来灵感。”

那晚,我坐在一个庆生晚餐会上,身边坐的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时让我动心的男孩。我把翻译寄给了妈妈,又寄给了阿姨,最后还寄给了刚学会用iPad的祖父母。那时,我们已喝完了六瓶白葡萄酒,在大家传递长棍面包和萨瓦起司时,我突然很想吃米饭。

我每次回到香港吃的第一餐都是一样的:冬瓜汤、高丽菜和米饭。从法国待了两个月后回到家,我清晨五点独自坐在早餐桌前,还有点时差反应。外面刮着台风,家人都还在睡觉。我想回到法国,在阿尔卑斯山上说着我以前不懂的语言。我慢慢走去冰箱找果汁,结果找到一个藏在里头还没开封、从法国萨瓦进口的起司。包装上的标价比在法国贵四倍。我在厨房里想找点面包来配,但找不到。我用刀把包装拆开,切了一片起司。我听见妈妈下楼的声音,感觉我侵入了别人的家,考虑赶快把起司放回冰箱里,却又决定冷静地把包装翻过来,读上面我熟悉、能够明白的法文。

在这个地方吃那样的食物,我却是感觉到不自在、不自然。我走到柜子再多拿出一只碗、一根汤匙和一副筷子,拿到我餐桌对面的位子上摆好,等着妈妈进来。

郭佳怡(Stefani Kuo)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大四学生。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中美通》(China Hands)杂志,中文版由作者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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